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战略和沟通部高级总监张益肇博士

在研究院工作的十一年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的地方，它鼓励研究员们去大胆尝试和体验自己喜欢且对其富有激情的事情，这也是研究院深深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这里我想到一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在一次股东大会上，一个九岁的小孩问巴菲特：“你能否给我点建议，怎么做事情才能成功？”我记得巴菲特说到，在年轻的时候要养成好习惯，并且要找到自己的激情。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是热情饱满的，心情快乐得就像跳着舞来上班，那么就不难想象这一天的工作将会是多么愉悦而卓有成效了。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喜欢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容易的工作，有的时候它恰恰是更累的工作。但倘若你对它富有激情，即使偶尔感到劳累，你也不会认为它很辛苦。因为你对这个工作很投入的话，你会感到劳累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辛苦的话，很可能那是因为你不够投入或者根本对此就没有兴趣。回想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的选择，很多时候，我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导向的。

听从内心的渴望

在我11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台湾带到美国去求学，我那时还在上小学，算是比较早地融入到了美国的教育环境中。

在洛杉矶念完初、高中之后，我顺利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那时，母亲得知我要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上学，就对她一直细心照顾惯的我好生担心了一阵。

其实，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背井离乡”了。在16岁那年，我就有过一次“离家”生活的经历——去哈佛大学暑期学院读书，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刚开始那几天特别想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恋家之情。但是，哈佛校园多元化的文化气息让我大开眼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如此精彩，寂寞的情绪顿时消散了许多。与我同上暑期班的同学很多来自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我的室友就有一个是来自委内瑞拉。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了解到很多前所未闻的故事和经历。同时，我对波士顿也颇有好感。这个城市虽小，但是却“五脏俱全”，气候也相当宜人。这段哈佛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那是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压倒对家人依恋的强烈渴望。于是，立志上诸如哈佛这样的大学成了我当时默默许下的一个心愿，也是我这次离家远行最大的收获。没想到这次的离家却成全了我高中毕业之后的再一次离家，而且是去同一座城市。

其实，在美国社会，许多家长不会非指望孩子上名牌大学，这样就减轻了孩子削尖脑袋非上名牌大学的压力。不过对于我而言，能够去一所憧憬的大学体验更多彩的生活让我充满了无限的学习热情，内心的渴望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勤奋。 

那个时候，我不仅要争取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的前5%之列，而且还要提前选修大学课程。我在高二、高三分别修完了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7门大学课程。另外，美国大学对“优秀”学生的评定是比较全面的，“高分低能”是万万行不通的，于是我积极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以提高自己在课堂之外的其他能力。

记得有一次高中举行文化周活动，要求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文化周上展现富有民族风情的节目。作为中国学生会的会长，我组织了30多名同学在文化周上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大餐”——我们身穿中国的传统服饰，向前来参观的同学现场制作并推荐品尝中国的风味点心。这个活动的筹备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当计划反复讨论成形之后，我们还专门跑去借来了民族服装。

此外，我还趁空余时间到医院做过社会服务义工，我接触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沟通，特别是如何面对身心都处于脆弱时期的病人。早在初中时候，我还加入过学校的电脑俱乐部，那时还没有显示屏幕，只能在打印纸上浏览内容。我记得学了一段时间的编程之后，曾经用BASIC语言写了一个小程序——学生可以做些算术题进行习题训练。随后不久，IBM个人电脑正式面世，我当时还主动跑到电脑零售商店去教用户如何使用。这些课外之余的体验增强了我学习的乐趣和热情。

从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和刻苦，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最想要的。现在回想起来，高中时光对我来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因为这些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而非不得不做的。正是因为这样。1985年，我17岁那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兴趣是最好的向导

本科入学的第一年是公共课程，第二年才开始分专业学习。我面临着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抉择，是学医学，还是学电气工程。当时台湾赴美攻读学位的年轻人多数选择读医，因为当时在台湾，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相当高；此外，当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台北医专的祖父对我的人生目标定位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在当年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舆论，都觉得医生的职业既受尊重，又有保障。

 然而在经过慎重而艰难的思索之后，我决定还是追随自己的兴趣。虽然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同样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但是它们所不同的是：当医生可能会对少数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当工程师则可能会对多数人产生广泛的影响。于我而言，那种能帮助成千上万人提升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吸引我，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并相继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我记得当时想了许多帮助自己选择专业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一个明确自己兴趣的过程。比如到学校图书馆，看看自己偏向于往哪边的书架走。结果发现我对技术方面的期刊和书籍的兴趣，要远远强过对医学类期刊与书目的兴趣。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比较方法就是看广告，比较这两种不同专业杂志里呈现出的广告内容对你的诱惑力哪个更强。我发现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和新技术的诞生，要远远比一种新药的面市广告要更吸引我。所以，我义无反顾地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旨意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其实，如果你现在在工作，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测试方法，就是看看在完全抛开工作的周末休闲时光，你仍想关注哪一类型的资讯和文章，它能说明了你对某方面的衷情度有多高。

寻找能力与兴趣的天平

很多时候兴趣是一种蛮主观的情绪，特别是想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一种毕生经营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一厢情愿，因为能力或是天赋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如愿以偿。

这里我想到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故事。他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乐器，但是当他练习到16岁的时候，突然绝望地发现手的演奏动作无论怎样都不够快，永远都跟不上自己心里的节拍。后来，一位音乐前辈就建议他去试试做指挥，因为他看出卡拉扬身上有一种优越于他人的天赋——对音乐敏锐的感触和精细的判断。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卡拉扬在回忆第一次挥棒指挥时的那份情缘：“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思念的故乡（Back to the native land）。”虽然他的手无法帮助他实现一名演奏家的梦想，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出众的能力和指挥天赋，让他依然在音乐世界里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位置——乐团的灵魂指挥家。

因此，当我们在追求以兴趣为导向的事业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忽视丈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托得起这份兴趣。当你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有限时，请不要沮丧，也许这正是发现自己其他才能的绝好机会。我觉得只有在充分能力保障下的兴趣才能绽放出它的光彩。所以，试着将你的能力和兴趣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这将会是发掘和利用自身潜能的最好途径。

回忆这些年走过的路，我很庆幸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一直以来做得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我想如果你对工作越有兴趣，你就会投入更多，也就会有更惊人的收获。就像1999年在李开复的邀请下我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能够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能够与初创时期的研究院一起成长，能够从事全新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便是我当时最怦然心动的选择。而且后来在这个实验室的确实现了很多语音技术方面的梦想。我想，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无非就是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就像英文中有句名谚所说的“Love what you do, and do what you love”。

后记

这篇文章是在2008年夏天写的，那时献给病重的母亲，希望她看了之后能理解她对我的影响。母亲在2008年10月去世。在2008年中，经历了奥运的热闹喧哗，又体验了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低迷。动荡的一年中，母亲在我怀中过世乃是最深刻和不可磨灭的记忆。母亲以身做则，全心投入她最大的兴趣。在孩子年幼时，她任劳任怨得忙碌于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和成长。当我们长大离家后，则每天快乐的照顾她心爱的花园。即使她生病之后，仍然每天种植和灌溉美丽的花朵和果树。她是我认识的人之中，最能体会做一件事，不在于社会的评价，不在于经济的回报，不在于结果的成败，而在于做事的过程带给自己和他人的快乐。母亲，谢谢您教了我“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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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张益肇，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毕业。1999年7月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任语音组主任研究员，从事自然语言理解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在微软亚洲工程院任副院长，带领团队参与开发了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Vista的产品。现为研究院技术战略和沟通部高级总监。他曾是 Nuance Communications . . . → Read More: 掌控自己的兴趣(转)]]> 偶然读到这篇美文，忍不住收藏了。除了作者阐释的兴趣指引外，令我感动的还有那句“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战略和沟通部高级总监张益肇博士

在研究院工作的十一年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的地方，它鼓励研究员们去大胆尝试和体验自己喜欢且对其富有激情的事情，这也是研究院深深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这里我想到一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在一次股东大会上，一个九岁的小孩问巴菲特：“你能否给我点建议，怎么做事情才能成功？”我记得巴菲特说到，在年轻的时候要养成好习惯，并且要找到自己的激情。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是热情饱满的，心情快乐得就像跳着舞来上班，那么就不难想象这一天的工作将会是多么愉悦而卓有成效了。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喜欢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容易的工作，有的时候它恰恰是更累的工作。但倘若你对它富有激情，即使偶尔感到劳累，你也不会认为它很辛苦。因为你对这个工作很投入的话，你会感到劳累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辛苦的话，很可能那是因为你不够投入或者根本对此就没有兴趣。回想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的选择，很多时候，我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导向的。

听从内心的渴望

在我11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台湾带到美国去求学，我那时还在上小学，算是比较早地融入到了美国的教育环境中。

在洛杉矶念完初、高中之后，我顺利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那时，母亲得知我要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上学，就对她一直细心照顾惯的我好生担心了一阵。

其实，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背井离乡”了。在16岁那年，我就有过一次“离家”生活的经历——去哈佛大学暑期学院读书，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刚开始那几天特别想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恋家之情。但是，哈佛校园多元化的文化气息让我大开眼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如此精彩，寂寞的情绪顿时消散了许多。与我同上暑期班的同学很多来自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我的室友就有一个是来自委内瑞拉。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了解到很多前所未闻的故事和经历。同时，我对波士顿也颇有好感。这个城市虽小，但是却“五脏俱全”，气候也相当宜人。这段哈佛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那是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压倒对家人依恋的强烈渴望。于是，立志上诸如哈佛这样的大学成了我当时默默许下的一个心愿，也是我这次离家远行最大的收获。没想到这次的离家却成全了我高中毕业之后的再一次离家，而且是去同一座城市。

其实，在美国社会，许多家长不会非指望孩子上名牌大学，这样就减轻了孩子削尖脑袋非上名牌大学的压力。不过对于我而言，能够去一所憧憬的大学体验更多彩的生活让我充满了无限的学习热情，内心的渴望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勤奋。 

那个时候，我不仅要争取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的前5%之列，而且还要提前选修大学课程。我在高二、高三分别修完了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7门大学课程。另外，美国大学对“优秀”学生的评定是比较全面的，“高分低能”是万万行不通的，于是我积极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以提高自己在课堂之外的其他能力。

记得有一次高中举行文化周活动，要求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文化周上展现富有民族风情的节目。作为中国学生会的会长，我组织了30多名同学在文化周上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大餐”——我们身穿中国的传统服饰，向前来参观的同学现场制作并推荐品尝中国的风味点心。这个活动的筹备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当计划反复讨论成形之后，我们还专门跑去借来了民族服装。

此外，我还趁空余时间到医院做过社会服务义工，我接触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沟通，特别是如何面对身心都处于脆弱时期的病人。早在初中时候，我还加入过学校的电脑俱乐部，那时还没有显示屏幕，只能在打印纸上浏览内容。我记得学了一段时间的编程之后，曾经用BASIC语言写了一个小程序——学生可以做些算术题进行习题训练。随后不久，IBM个人电脑正式面世，我当时还主动跑到电脑零售商店去教用户如何使用。这些课外之余的体验增强了我学习的乐趣和热情。

从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和刻苦，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最想要的。现在回想起来，高中时光对我来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因为这些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而非不得不做的。正是因为这样。1985年，我17岁那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兴趣是最好的向导

本科入学的第一年是公共课程，第二年才开始分专业学习。我面临着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抉择，是学医学，还是学电气工程。当时台湾赴美攻读学位的年轻人多数选择读医，因为当时在台湾，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相当高；此外，当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台北医专的祖父对我的人生目标定位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在当年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舆论，都觉得医生的职业既受尊重，又有保障。

 然而在经过慎重而艰难的思索之后，我决定还是追随自己的兴趣。虽然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同样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但是它们所不同的是：当医生可能会对少数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当工程师则可能会对多数人产生广泛的影响。于我而言，那种能帮助成千上万人提升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吸引我，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并相继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我记得当时想了许多帮助自己选择专业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一个明确自己兴趣的过程。比如到学校图书馆，看看自己偏向于往哪边的书架走。结果发现我对技术方面的期刊和书籍的兴趣，要远远强过对医学类期刊与书目的兴趣。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比较方法就是看广告，比较这两种不同专业杂志里呈现出的广告内容对你的诱惑力哪个更强。我发现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和新技术的诞生，要远远比一种新药的面市广告要更吸引我。所以，我义无反顾地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旨意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其实，如果你现在在工作，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测试方法，就是看看在完全抛开工作的周末休闲时光，你仍想关注哪一类型的资讯和文章，它能说明了你对某方面的衷情度有多高。

寻找能力与兴趣的天平

很多时候兴趣是一种蛮主观的情绪，特别是想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一种毕生经营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一厢情愿，因为能力或是天赋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如愿以偿。

这里我想到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故事。他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乐器，但是当他练习到16岁的时候，突然绝望地发现手的演奏动作无论怎样都不够快，永远都跟不上自己心里的节拍。后来，一位音乐前辈就建议他去试试做指挥，因为他看出卡拉扬身上有一种优越于他人的天赋——对音乐敏锐的感触和精细的判断。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卡拉扬在回忆第一次挥棒指挥时的那份情缘：“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思念的故乡（Back to the native land）。”虽然他的手无法帮助他实现一名演奏家的梦想，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出众的能力和指挥天赋，让他依然在音乐世界里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位置——乐团的灵魂指挥家。

因此，当我们在追求以兴趣为导向的事业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忽视丈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托得起这份兴趣。当你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有限时，请不要沮丧，也许这正是发现自己其他才能的绝好机会。我觉得只有在充分能力保障下的兴趣才能绽放出它的光彩。所以，试着将你的能力和兴趣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这将会是发掘和利用自身潜能的最好途径。

回忆这些年走过的路，我很庆幸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一直以来做得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我想如果你对工作越有兴趣，你就会投入更多，也就会有更惊人的收获。就像1999年在李开复的邀请下我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能够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能够与初创时期的研究院一起成长，能够从事全新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便是我当时最怦然心动的选择。而且后来在这个实验室的确实现了很多语音技术方面的梦想。我想，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无非就是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就像英文中有句名谚所说的“Love what you do, and do what you love”。

后记

这篇文章是在2008年夏天写的，那时献给病重的母亲，希望她看了之后能理解她对我的影响。母亲在2008年10月去世。在2008年中，经历了奥运的热闹喧哗，又体验了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低迷。动荡的一年中，母亲在我怀中过世乃是最深刻和不可磨灭的记忆。母亲以身做则，全心投入她最大的兴趣。在孩子年幼时，她任劳任怨得忙碌于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和成长。当我们长大离家后，则每天快乐的照顾她心爱的花园。即使她生病之后，仍然每天种植和灌溉美丽的花朵和果树。她是我认识的人之中，最能体会做一件事，不在于社会的评价，不在于经济的回报，不在于结果的成败，而在于做事的过程带给自己和他人的快乐。母亲，谢谢您教了我“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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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张益肇，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毕业。1999年7月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任语音组主任研究员，从事自然语言理解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在微软亚洲工程院任副院长，带领团队参与开发了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Vista的产品。现为研究院技术战略和沟通部高级总监。他曾是 Nuance Communications 公司研究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电信领域自然语言界面研究的先驱。在此之前，他还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东芝ULSI研究中心、美国通用电气研究院担任研究工作。他一直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激励自己每天的生活。